论翻译语境

李运兴　天津师范大学

摘　要：本文首先确立了翻译语境的概念，并对现代翻译研究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语境理论模式进行了简要述评。接着，文章借鉴Verschueren (1999)的语境顺应模式，建立了以译者语境视野和研究者语境视野为理论框架的翻译语境模式，并对两个模式进行了理论阐发。最后，就翻译语境模式对翻译研究发展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两个方面的意义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翻译语境；语境视野；语言元功能；语境参数间的关系；心理世界、外部世界和语篇世界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3X(2007)02-0017-07

On the Translational Context by Li Yunxing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sets out with a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translational context and a critical review of two representative models of context in translation studies. Drawing upon Verschueren's notion of "contextual correlates of adaptability," it then formulates a cognitive model of translational context by incorporating the translator's and the translation scholar's "contextual field of vision." The author elaborates on this model, showing how it could contribute methodologically and epistemological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ranslation studies.
Key words: translational context; contextual field of vision; meta-function; relation between contextual parameters; the mental world, the outside world and the textual world

本文所建立的以认知为切入点的翻译语境框架，有助于认识和挖掘翻译语境的三个重要属性，加强对语境的认识。

先来看一看翻译研究者或翻译研究话语的主观性问题。

翻译研究话语既关注翻译主体（译者、作者和读者等）也关注翻译活动的客体（语篇、场景等），但是就其本质而言，翻译研究是以对主体及主体间关系的观察和思辨为其纲目的。因为语篇和场景等客体因素只有被主体纳入其认知视野内才会在语际交际事件中发挥作用。另外，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在翻译语境中，研究者作为一个主体因素，只有把他的语境视野放在与其他主体语境视野所形成的重叠和差异中，才能显出他的视野的意义。翻译学者自身无疑是受到一定的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的，他们有各自的思想意识和研究日程（agenda）,甚至各自的偏见。“翻译研究者的观察或评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一定的思想、立场的。声言自己不偏不倚或客观，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白。”(Hermans 1999:36)翻译学者还会受到语篇世界中的语域特点和语篇规范的影响，并以自己的语言“偏好”审视译文和原文的关系，在研究者的即时语境视野中得出 “此时、此地”的描写和评论。翻译研究只可主观上尽力地切近历史“真实”，却永远无法百分之百地再现之。

其次，这一翻译语境模式还对我们理解文化这一概念，以及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具有启示意义。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的第一大元功能经验功能存在于外部世界与语篇世界的间性关系之中：语篇世界是外部世界因素通过心理世界过滤的语符表达（verbalization），而语篇世界同时亦可丰富、修正、改变外部世界。难怪Agar（1991）用了一个 “语言”和“文化”合二而一的词languaculture 以彰显语言和文化的一体性。“人首先不是使用语言去描述世界的,而是世界体现在语言中。在语言中蕴含人类的各种世界观念和文化建构。”（潘德荣2005）而对跨语言/文化的翻译活动来说，“文化并非人们所具有，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文化不是对一切事物的穷尽式描写，文化强调的是差异，而差异对于不同的交际任务和不同的人群又是不一样的。”（Agar 1991）因此，翻译活动的文化体现就在于翻译活动主体的心理世界或语境视野间所存在的差异。

文化与其说是物质存在不如说是心智的领悟，是交际者按照自身的交际意图、意识形态、审美观对外部世界和语篇世界相关因素的选择和摄入；而交际者的心理世界诸因素的形成又是摄入外部世界和语篇世界诸因素所产生的长期或短期的效应。“……文化不是物质现象。不是由实物、人物、行为或情感组成，而是这些东西的某种组织形式，是这些东西在人们头脑中的形态，是他们对这些形态进行认识、相互联系并加以解读的种种模式。” （Goodenough 1964:36）

第三，这一语境模式还告诉我们，语境基于（anchored in）语篇，语境分析归根结底是一种泛语篇分析——即对某个语篇和其所在语篇世界的关系，语篇和外部世界相关因素的关系，以及语篇和交际主体的关系的分析。这就是语境的语篇属性。乍一听，这似乎把语境和语篇混为一谈了。其实，我们所谓的外部世界，都是以语言表达的形式存在于交际参与者的头脑中的。且不说外部世界的哲学、法律、习俗等文化因素都无不是某种语言表述，就连交际发生时的具体情境因素在交际参与者的头脑中也无不被某种语言符号所构成的语篇所抽象。外部世界诸因素与其说是客观存在，不如说是交际参与者语境视野的选择和摄入，而与其说是交际参与者语境视野的摄入，还不如说是其语言表述的效果（effect of verbal presentation）。所以正如可译性是哲学的关键论题一样，广义上的语篇分析是翻译语境分析的基础和关键。

早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据Hatim 2001:31） 描写翻译研究的思想奠基者 Holmes(1978:100) 在论及翻译研究的发展时就提出过建立“研究语篇性质的全面理论”的设想，并认为非如此“是不可能产生充分的整体翻译理论的”。在谈到这种理论的关注点时，他明确提出：

这种语篇理论要广泛关注语篇的形式—— 语篇的各个组成部分如何相互协调构成一个整体，语篇如何传达通常是非常复杂的意义结构的，而且还要关注语篇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发挥交际功能的方式。

可以看出，他十分倚重于语篇分析。对语篇，包括语篇诸级层的分析是翻译研究的根基，但它必须和意义结构，和文化背景密切联系起来。20年后Harvey （1998/2000:466)也明确重申了这一认识：“翻译不只是语篇的问题；也不只是文化和权势的问题。翻译是这两者间的关系的问题。”显然，翻译研究的本体是语篇分析，而语篇分析必须和语境因素有效结合。忽视语境的语篇解析会使翻译研究变成对比语言学的分支，脱离语篇分析的语境描写也会使翻译研究泛化为文化研究的个案。Harvey （1998/2000:466) 在讨论了文学作品中同性恋者的话语（camp talk）的翻译之后，就特别告诫要谨防只重语篇或语境的偏向：“翻译研究所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方法，它既不能对权势、意识形态、赞助人等宽泛的问题过分强调以至忽视了对代表性语篇的分析的必要，也不能满足于详尽的语篇语言学分析而止步于粗略而概括语境概念。” 要建立独立的翻译研究学科，语篇、语境并重是关键。这里的“并重”是“质”的，而不是“量”的。因为在某项具体研究中，或在不同的研究途径中，可以在 “量”上有所偏重的。但研究者必须在本质层面上把语篇和语境联系起来。

至此，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翻译语境理论框架 —— 译者语境视野和研究者语境视野。但归根结底翻译语境就是翻译研究者的，或者说翻译研究话语的语境视野。我们也确立了在这个语境框架中的观察主线 —— 以三大元功能为导引的三大关系。翻译语境理论框架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integrated system）。它可以包容翻译作为一个交际事件所涉及的各个层面和领域，又不至于把翻译研究领域推衍到无法控制的虚无境地。这一框架中所包含的功能类型或语篇特征虽然在其他翻译研究中可能已从不同角度有所涉及，但现在它们被纳入了一个统一的系统，这就强调了对建立翻译研究理论体系至关重要的一点：所有翻译活动的有关参数和层面都应该被当作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的一部分而被加以观察和研究。 “宽泛地说，翻译理论家的最终目标无疑是要构建一个全面的、包容性强的理论，它应涵盖足够多的因素，以用来对翻译和翻译过程中的各种现象进行解释和预测，而不涉及这一领域之外的现象。”（Holmes 2000: 178) 只有建立了这样一个理论模式，才有可能建立研究体系，才有可能在对翻译语境诸关系的探索中将文本和文化的元关系（meta-relation）揭示得更为充分。

千英翻译公司摘自《中国翻译》2007年第二期